斯人已去, 著述长存-《王金玉档案学论著》读后

斯人已去, 著述长存

——《王金玉档案学论著》读后

潘玉民

2005年7月,《档案管理》杂志召开学术研讨会之际,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王星光教授从王金玉教授家属处转赠我《王金玉档案学论著》一书。

下面我就谈谈《王金玉档案学论著》一书读后的感想, 也可以说是通过此书反映出王金玉教授治学的几个特点。

首先, 以中国档案史为主体的研究路径。

据我所知, 王金玉教授的档案学术研究成果, 主要代表作有二: 一是《宋代档案管理研究》; 二是《王金玉档案学论著》。从这两部代表作中, 可以看出, 王金玉教授主要致力于中国档案史的研究, 尤其是侧重中国古代档案史领域, 在这个极其宽阔的研究领域, 经过专心致志的耕耘, 他收获了丰厚的成果。

通过该书提供的信息, 我们知道王金玉教授的中国档案史研究是结合着教学工作来进行的。他将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在教学中寻找科研课题》、《在教学中注意提高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谈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谈教学与创新》等文章中,都谈及在教学中发现问题, 用科研来解决问题, 并促进中国档案史教学的体会。

对于中国档案史的研究, 王金玉教授的贡献是比较突出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 对宋代档案管理制度“千文架阁法”的研究,不仅匡正了档案学界长期对“千文架阁法”的谬误, 而且还探讨了架阁官员设置、人数、选任、作用、弊端, 中央与地方架阁库设置及档案管理制度。在这方面, 他先后发表了《“千文架阁法”非“千丈架阁法”》、《“千文架阁法”再探》、《宋代档案管理中的分类编排》、《“千文架阁法”的创始人——周湛》、《宋代“千文架阁法”辨析》、《“千文架阁法”在近代的应用》等论文, 从“千文架阁法”最早的文献记载, 到其在档案整理中具体的运用,“千文架阁法”的创始人周湛, 以至于在近代传承使用, 都进行了缜密细致的考证辨别, 结论可*, 令人信服。

其次, 以文献史料为主线并实际考察的研究方法。

从书中所反映的研究方法来看, 王金玉教授特别重视对原始文献的阅读与分析。详细占有材料,正确读解文献, 并将文献的记载与历史实际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这是研究中国档案史科学的方法。我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 仅宋代而言,文献史料繁杂而又量大, 需要极大的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对王金玉教授来说, 集中阅读宋代文献史料在其学术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为此, 他放弃节假日, 放弃星期天, 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入手, 阅读的文献涉及《宋史》、《文献通考》、《宋大诏令集》、《庆元条法事类》, 还有宋人笔记、方志, 如《隆平集》、《能改斋漫录》、《咸淳临安志》等。有大量文献史料作基础, 王金玉教授对宋代档案史的研究、论述从当时的档案管理实际出发, 得出的结论可信度自然就高。

比如, 对“千文架阁法”的研究, 即是以《隆平集》关于“千文架阁法”的记载, 纠正《能改斋漫录》转抄之误。两书均为宋人笔记文集,《隆平集》为北宋人曾巩著, 刊于1142年。《能改斋漫录》为南宋吴曾著, 成于1154～1157年。从成书时间来看, 前书比后书早至12年以上。两书中关于周湛的一段文字基本相同, 仅“千文”与“千丈”之别, 再结合着其他旁证, 由此看来, 后书将“文”字误写作“丈”字。这个结论应当成立, 不会有太大的疑义。

在不断地从历史文献中发现新史料用于研究宋代档案管理制度的同时, 王金玉教授还到实际部门进行考察。他先后到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孔府档案馆, 实际考察了“千文架阁法”在近代北洋政府外交部、陆军部及孔府档案分类管理中应用的情况, 从而以实际结合文献有力地证明“千文架阁法”自宋代到近代档案管理一直使用的历史事实。

最后, 以宋代档案制度为主并扩展的研究视野。

中国档案史研究涉及范围广阔, 从古到今, 上下五千年。王金玉教授以宋朝断代档案史为突破口, 在“千文架阁法”研究的基础上, 进而辐射到中国档案史的其他朝代和其他领域, 全书既有宏观的论述, 也有对具体史实的研究。如《中国档案史研究的缺憾与出路》一文, 对中国档案史学术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客观分析, 提出倡导求真务实的学风, 深入开展中国档案史研究的合理化建议。《浅论政治制度对档案工作的影响》一文, 将档案工作的发展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探讨神权政治与档案工作的神秘性、皇权政治与档案工作的封闭性、民主政治与档案工作的开放性, 揭示了档案工作发展变化的规律。《“档案”名义探源》讨论了明洪武二十五年已使用“文档”一词对研究“档案”词源的重要意义。《中国古代档案两大部类说》将我国古代档案划分为簿籍与案牍两类, 进而论及簿籍与案牍的各自特点与保存方法。■

(文章选自：档案管理2006/6·总第163 期；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文学院档案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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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hwb)